我心安处？

阳光不错。心情莫名好了起来，就像开始心情很差一样莫名。

看来我的心情总能被一些事情一些人，或者一种天气左右。

这样不好。

付小东又来找我，要我为他们的故事做个了结。

其实故事在现实中早已了结，他希望我体现在文字里。

我虽然觉得没有必要，而且自己也的确忙的连自己的故事都没时间了结

但我还是答应了。

既然开始了，怎么说也要给个结果。

结果都注定了，我就不信搞不定这个过程。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我就创造困难。

暴风雨，你来与不来，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

前段日子朋友们说我又玩失踪了，我自然没有觉得。明星们倒是喜欢一会儿退役一会儿复出什么的，我就没有必要了，我只是忙别的事情多过上网，以至于没有时间静坐下来。说这话我其实有些心虚，我并没有忙到连动笔的时间都没有。写字，有时就像谈恋爱，在乎感觉，没有感觉不能恋爱，写不出来不能硬写。 

如果大家真感觉到了我的消失，那至少说明我并非如空气般存在，听起来虽然矫情了点，但确是实话。朋友相继通过各种方式询问我的近况，更有甚者，隔着电话质问我死到哪里去了，就仿佛真的想知道我到底死哪了。古语有云，狐死必首丘，我想若我之死，不在淮北，脸也要朝着淮北的方向。幸运的是，我还健在，呼吸空气，思考问题，写着东西。 

我还健在，这是地震后我一直在庆幸的事情。在许多前一秒还鲜活后一秒就血肉模糊的生命面前，什么爱恨悲欢，什么是非对错，都可以滚蛋了。对死，我从不讳言，正如鹿儿所说，经常把死挂在嘴边的人是不会死的。是的，你见过哪个人成天价喊着要死，然后真的死掉的？ 

毛老师在论及死的时候说，“人之所以死，是路走尽了。像林黛玉，泪尽而逝；王国维，自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三毛，万水千山走遍了。就像一部作品，这个人留着没用了，他就死了。”而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而生，就得为什么而死。我们为之而生的目的一旦达到，或永远达不到，就会死。法国沃维尔在《死亡文化史》中说，对死的投入不是对生命期望的延伸，而是对幸福期待的延伸。谨以此句作为对死者的安慰。 

地震发生后，我查了四川的地图，发现汶川距离广元很有一段距离，所以觉得花花是安全的。花花就在广元市，她是我唯一网上认识却通过电话的朋友。坐在公车上看新闻报道，我才赶紧给花花发消息，但石沉大海，这样的情况不由人不往坏处想，所幸我不管往哪想，都没有实现过，所以两天后，终于收到了花花平安的短信。我不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我只希望我的朋友们以及朋友的朋友们平安。 

但网上有许多高尚的人。他们把自己标榜成道德宗师，到处以自己都做不到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全别人，如果牺牲了自己也未必能成全别人的生命时，我就很道德低下地认为，这种牺牲是没有必要的。但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痛的道德宗师则不然，他们认为你该救而不该跑，不救就得被骂，跑了就得被开除党校，校籍。既然你们可以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去救人，为什么不要求自己放弃工作支援灾区？ 

似乎中国人总有一种“看客”的心态，正如鲁迅笔下看烈士被杀头，以及想听阿Q临刑前唱上几句戏的人们。因为事不关己，他们可以悠闲地或坐或卧，以任何舒服的姿势欣赏别人的灾难，然后品头论足，很不负责任的让你如何如何。如果换作他们在地震中，说不定连自己的女儿也不会救，比范某跑得还快。 

我喜欢以一种不知感恩的心态去看问题，它使我不受感情控制，从而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这导致许多人认为我不知感恩，即使我否认，你也不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 感恩要感对对象，不能盲目。人民子弟兵的任务就是在战时保家卫国，和平时维护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地震中的用兵一时，就是对养病千日的回报，而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然老百姓岂不是白养这么一只庞大的军队。如果非要感恩，不如感恩那些从四方八分赶去四川救灾的志愿者们。 

我有一个朋友，她的朋友（非男友）也是我的大学好友。她跟我说，其实他不喜欢我，但对我很好。我说，没有任何目的地对你好，才是真的好。如果他因为爱你而对你好，那是因为他想得到你的爱，如果最终得不到，他还会对你好吗？可能会形同陌路了吧。所以，为了得到他之爱而对你好，那是理所应当，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值得感动的。没有条件，没有目的的好，才需要感恩。 

说了这么多，居然是一堆谬论。

我喜欢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可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倒是尽被掌握

昨晚和良子打球回来，我无意间提到上周末见到王文彬教授的事。良子顺便告诉我姚彝铭教授去世了。我一惊，问他如何知道。他说杨慧说的，我想那就是了。她是安大研究生，想必对安大教授的事情多少比我们更了解一些。

记得今年五月二号晚，我和良子毛老师他们扎堆清谈大学时代一些教授的轶事，其中就有姚教授。那时我曾想，以后有机会一定再聆听姚教授的课程，而教授却已在四月上旬辞世。写此篇前，我翻出那时的课堂笔记，姚教授音容犹在，而人已去矣。

姚教授在2001年第一学期教授我们现代汉语课程。他的重点研究方向在语音，所以只教了短短半学期的语音，文字和词汇部分，语法和修辞则由岳方遂教授接替。

姚教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从中国社科院语言系硕士毕业，他精通英语、日语和法语，故善把三国语言结合到汉语教学中去，身处中文系的我们误以为转到了外语系。他使我们知道外语的发音是“滚动”过去的，而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发出来的；“七匹狼”却是“Septwolves”为何不是“Sevenwolves”；也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Square”； Headhunting是人才公司，商籁体就是十四行诗……

不仅如此，姚教授还把汉语语音由古到今的变化融会贯通起来，并从古今音并用的方言和普通话中挖掘其中的乐趣，他使我们明白为什么motor在上海翻译为马达，北京则为摩托；为什么看望生病的上海朋友不能送苹果；“许”和“浒”是形声字却有不同的发音……

这样，一堂现代汉语课结合了古今中外的语言，再加上其幽默的手势，夸张的肢体语言，发音时那种似有还无的异域情调，往往使得大家听不到下课的铃声。而姚教授却是从不拖堂，讲到精彩处，戛然而止，书本一合，说，下课。我们则一片哗然，集体要求讲完再走，而此时，姚教授早已大步流星而去。

姚教授曾在法国和日本呆过很长时间，对两国文字不仅有天生的语言敏感，更耳濡目染，加上对汉语的研究，学识颇有独到之处。旅法期间，他曾遇一位中国老人，问及故乡时，老人说：hakka。姚教授一听就明白了，您是客家人？老人听“客家”二字，顿时泪眼婆娑。原来老人真客家人，三十年前来法定居，后法语娴熟，母语却发不出，逢人介绍籍贯，均对hakka一片茫然。老人在三十年后听到乡音，自然倍感亲切，两人遂为忘年之交。其时，姚教授不过而立之年，此事距今亦有三十余年。

姚教授一生淡薄名利，只在日趋窄仄的学术分寸净土之间寻求乐趣。他有贤淑的老伴，有漂亮和智慧的女儿，女儿也已成家，外孙绕膝。人生至此，复欲何求？

忆及姚教授之行止，安大其他教授之不堪，几可略而不论。教师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应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但事实并非如此。安大有名教授黑某，之所以有名，不仅因其为校长之师，更靠一本抄袭的小册子稳坐教授宝座一辈子，然后对其他人颐指气使，动辄指桑骂槐，重则坐冷板凳。某次，北大唐作藩来安大讲座，黑某于高高三尺讲台之上，不顾会场气氛，呼其研究生前排就座，并对已在前排坐定的本科生说，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能坐前排。讲座结束，良子（时任中文系学生会主席）欲代表学生向唐教授致谢。刚说到“我代表中文系学生”，黑某旋即站起指着良子说，你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代表中文系学生？我当时真想反问他是谁，为什么像东厂太监一样什么都管。至于其他教授，有的为职称而骂街，为分房而告状，为课时而耿耿，为别人之学识而妒忌，为人师表都抛到哪里去了。

姚教授的授课，使我对现代汉语产生极大兴趣，遂欲报考复旦大学的现代汉语研究生。2002年，姚教授带02级对外汉语课程，我于是跟着听课。课间经常就一些语言问题请教姚教授，均详细解答，不遗余力。当得知我对现代汉语有兴趣时，姚教授慨然赠送我一本字表（此书在商务印书馆《方言调查字表》基础上由姚教授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重新修订），希望我在汉语上学有所成。但我有负教授所望，至今虽对汉语仍有独钟，却再也兴不起读书的念头，字表也掩在厚厚的尘埃里了。

方遒教授在纪念姚彝铭的诔文中提到他对姚教授的印象时说，“他就像一幅清幽淡远的水墨画：山色有无中。”而此时，斯人已去，山色依然……

据说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成了畅销书，因为我们的温总理天天在读，什么时候中央文件可以成为畅销书呢？这可是连我们的胡主席都天天在读的呀。

畅销书总有些噱头，不然畅销不起来，这本书的噱头就是克林顿和温总理的倾情推荐。当然，他们仨都是皇帝，所以皇帝读皇帝的书，也算是元首对话。但，读书若只是读书，而不能转化为或智慧或动力，抑或是利益的话，则不如不读。

三联书店出版的《沉思录》封面内页写到：“他（马可·奥勒留）坚持同养兄维勒斯一道继承皇帝之位，形成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第一次由两位具有同等地位和权力的皇帝共执朝政。”而这两位倾情推荐者对内没有足够的度量共同执政，对外没有宽容的态度睦邻友好。这书，马可·奥勒留白写了，俩皇帝也白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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